第27章（第2页）

现在的问题是，苏轼可不可以自作主张、挪用公款、大兴土木，将官衙修得漂漂亮亮呢？不行。

因为宋朝不允许地方官擅自修建官衙。

宋代之前，地方官还有自主修衙的权力，如唐代的李听当邠宁节度使时，发现&ldo;邠州衙厅，相传不利葺修，以至隳坏&rdo;，李听不管三七二十一，&ldo;命葺之，卒无变异&rdo;。

但到了宋朝，地方官要修建衙门，就必须经中央政府审核、批准了。

宋真宗大中祥符二年（1009年），朝廷已诏令地方&ldo;无得擅修廨舍&rdo;。

苏轼自己也明白：&ldo;近年监司急于财用，尤讳修造，自十千（即十贯钱）以上，不许擅支。

&rdo;

如果地方官私自修建官衙，则将受到弹劾、处分。

恰好宋朝的台谏监察系统具有独立而强大的力量，官员对待修衙之事，就不能不比较审慎了。

来看两个例子‐‐还是在杭州，宋真宗景德三年（1006年），知州薛映被人告发&ldo;部内女口，鬻铅器多取其直，广市绫罗不输税，占留州胥，在司擅增修廨宇&rdo;，意思是说，薛映的亲属经商牟取暴利，又逃税漏税，还占用公职人员，而薛映本人又擅自修建官衙。

朝廷马上派遣御史调查，一查，果然如此，经大理寺议罪，薛知州被贬为&ldo;连州文学&rdo;，一个小地方的闲职。

宋仁宗嘉祐三年（1058年），汝州知州李寿朋在春荒时节&ldo;令郡人献材木，修廨宇亭榭，重为劳扰&rdo;，也被御史弹劾，受到降职处分。

因为朝廷对地方官府修衙之事控制很严，慢慢便形成了&ldo;官不修衙&rdo;的惯例，这一惯例延续至后来的明清时期。

如明朝万历年间，顺天府宛平县有个叫沈榜的知县，写了一部《宛署杂记》，据这部笔记的描述，宛平县虽然是京畿首县，但县廨却非常简陋：&ldo;廨仅一所，与民间比屋，曲直不齐，各佐领衙与市民联墙，声音可通。

吏大半无廨地，僦借民居。

顾不知创自何时，何所迁就，而因陋就简，粗备如此也。

&rdo;宛平县自永乐帝迁都北京、成为京畿首县，迄至万历年间，已接近两百年，这么长的时间，居然一直未能将县廨修建得像样一点。

因为县廨实在太粗陋了，跟&ldo;天下第一县&rdo;的身份极不相称，沈榜只好在万历十八年重修了衙门的仪门，但想扩建，县财政却拿不出一两银子来。

清代中叶，成都的官署也是年久失修，&ldo;文官衙署向皆欹侧欲倾，破烂不堪&rdo;，&ldo;两县以下之各官署，或荒凉如僧庐，或朽蚀如陋室，虽列省会地面，而萧条僻陋之气，怆然满目&rdo;。

为什么会这样？原因便是地方政府&ldo;无款培修&rdo;，而且地方官也缺乏修缮的动力，&ldo;因官任久暂无定&rdo;，谁也不乐意自己辛辛苦苦种树，让后来者白白乘凉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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