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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17章 叶恭绰(第3页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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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才的另一种表现是记忆力好。

上面题跋中提到不少故典,都记忆犹新,就是一证。

他是文物专家,提到这方面的情况,无论人,无论事,无论物,都是巨细不遗,如数家珍。

他初来北京比较闲,我去看他,他常常谈及民初的政场大事,也是人、时、地,都清清楚楚。

比如一次谈到二十一条,他说实际情况并不像流传的那样。

于是谈到英国公使居尔典,谈到预备太子袁克定,等等。

我听听,这些都是他亲历的,确是比较近真。

有一次,我劝他把这些有关历史的第一手材料记下来,说这比其他工作似乎更有意义。

他同意我的意见,可是慨叹精力已经不够,找助手也难得其人。

这就要转到说上面提及的第二点印象,不甘寂寞。

我有时想,他不写这些,主要还不是因为精力不够,而是对社会活动更有兴趣。

比如他陆续担任了很多工作,得了很多头衔,政协、文史馆、文化教育、文字改革、佛教、画院,等等,都有他。

他还勤勉,不是述而不作,比如文字改革,他热心参与制定方案的细节;佛学,我代编《现代佛学》的时期,他常常送来文章。

此外,他应酬当然很多,旧相识,新相识,不少人会求他写、画,他似乎都不拒绝。

不甘寂寞,对他自己说,有好处,是换来不寂寞,在家有客来,出门有事做,而且报上常见自己的名字。

但也带来不小的麻烦,是1957年,整风时期,听说因为任北京中国画院院长的关系,被戴上“右派”

的帽子。

其时他已经年近八十,指定地点去劳动的危险没有了,也许不免于受批判吧?这之后,推想只好闭门思过,甘于寂寞了。

如果想听他谈些掌故,求他写字作画,确是个好机会,只是很少人敢这样不划清界限。

吾从众,也就很久没去看他。

以上拉杂地谈了许多琐事,剩下一项重要的还没说,是悼词中说的“民族气节”

“爱国”

我想这是指他多年以来不同祸国害民的势力合作。

在日本侵略中国时期,他说,为了毛公鼎,他住过监狱,详情怎样我不知道,总之是他没有走洪承畴一条路。

他有时谈起他的政场经历,总是表示他是孙中山先生的人,这可以证明他一贯是“大事聪明”

大事聪明,零零碎碎的也必致做些正事。

在这方面,没听他谈过什么,我可以给他补充一件。

这是1933年编的《国立北京大学校史略》中记载的:“(民国)十六年(1927)六月,张作霖自称大元帅于北京,以刘哲为教育总长。

……哲闻我校研究所国学门收藏文物甚富,即欲移置分散,而撤销此门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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